一、政治情绪驱动

美国政策引发民众反感丹麦消费者抵制行为源于对特朗普政府“美国优先”政策的强烈不满，包括对格陵兰岛控制权的争议性言论及加征关税威胁。美国副总统万斯指责丹麦“不是好盟友”，进一步激化矛盾，部分丹麦民众通过抵制美货表达对美方外交姿态的抗议。

民族情绪与身份认同强化丹麦消费者认为购买本土品牌（如“快乐可乐”）可避免资金流入美国，以此在经济层面与特朗普政府保持距离。超市通过“绿色认证”和红色价签突出本土商品，形成消费选择的道德引导。

二、消费行为转向

本土品牌替代效应显著丹麦连锁超市雷玛数据显示，本土品牌“快乐可乐”2025年3月销售额同比激增超10倍，直接挤压可口可乐市场份额。嘉士伯作为可口可乐在丹麦的包装商，证实其销量出现下滑，但整体影响尚未威胁市场主导地位8。

北欧地区联动抵制扩大影响瑞典、挪威等国同步发起针对麦当劳、iPhone、Netflix等美货的抵制运动，形成区域性抗议浪潮7。丹麦民众甚至将抵制延伸到加州红酒、扁桃仁等非饮料类商品。

三、供应链与市场策略调整

供应链本土化加速北欧企业主动调整供应链以减少对美国依赖，如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转向德国原料供应商，加拿大汽车厂将钢铁订单转至瑞典。此举间接削弱美系品牌的市场黏性。

地缘政治风险传导消费端墨西哥等市场同样受波及，可口可乐销量因“经济活动减速与地缘政治紧张”下降5.4%，显示美国贸易政策的外溢效应已影响跨国企业全球布局。

四、长期影响评估

此次抵制既是民众对特定政策的即时反应，也反映全球化背景下消费行为与政治立场的深度绑定。若美国政策持续强硬，类似抵制或从短期情绪宣泄演变为结构性市场格局变化。